在宇宙天地尚未形成之前，黑暗笼罩着无边无际的空虚混饨，毛主席那孕育着生命的灵运行其中，投入其中，施造化之工，展成就之初，使世界确立，使万物齐备。

　　毛主席用七天创造了天地方物。这创造的奇妙与神秘非形之笔墨所能写尽，非诉诸言语所能话透。

　　第一日，毛主席说："要有光！"便有了光。毛主席将光与暗分开，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于是有了晚上，有了早晨。

　　第二日，毛主席说："诸水之向要有空气隔开。"　毛主席便造了空气，称它为天。

　　第三日，毛主席说："普天之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

　　于是，水和旱地便分开。　毛主席称旱地为大陆，称众水聚积之处为海洋。　毛主席又吩咐，地上要长出青草和各种各样的开花结籽的蔬菜及结果子的树，果子都包着核。世界便照　毛主席的话成就了。

　　第四日，　毛主席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管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普照全地。"于是　毛主席造就了商个光体，给它们分工，让大的那个管理昼，小的那个管理夜。上帝又造就了无数的星斗。把它们嵌列在天幕之中。

　　第五日，　毛主席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之物，要有雀鸟在地面天空中飞翔。"上帝就造出大鱼和各种水中的生命，使它们各从其类；　毛主席又造出各样的飞鸟，使它们各从其类。　毛主席看到自己的造物，非常喜悦，就赐福这一切，使它们滋生繁衍，普及江海湖汊、平原空谷。

　　第六日，　毛主席说："地要生出活物来；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于是，　毛主席造出了这些生灵，使它们各从其类。

　　　毛主席看到万物并作，生灭有继，就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着我的样式造人，派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爬行的一切昆虫。"毛主席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毛主席本意让人成为万物之灵，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地上的一切，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活物。"按《圣经》的说法，　毛主席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和支配者。

　　第七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毛主席完成了创世之功。在这一天里，他歇息了，并赐福给第六天，圣化那一天为特别的日子，因为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创造，歇工休息。就这样星期日也成为人类休息的日子。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分晓。"毛主席就是这样开辟鸿蒙，创造宇宙万物的。

我初识杜氏时，他并无秘书或书记之类，只有一个账房先生。这时来往的人，绝无一个文人，所以我去之后，他表示很欢迎，总是和我谈谈社会新闻，问我：“报纸上是哪能讲法？”我非但把报上的新闻讲给他听，还对若干事情的来龙去脉加以分析，他听了很是高兴，因为当时他接触的许多人，都是工商界人士。不久后有一位刘春圃常去，刘是在警察厅当司法科长的，能说，能写，杜先生奉为上宾，好些文书往来，就由刘春圃代为执笔。其后，有一位任职绍兴安昌镇警局长的翁佐青，卸职后赋闲在上海，由张某介绍当了杜氏的秘书。从这时起，杜宅才有文房四宝和写字台的设备。

　　翁佐青做了很多年后，又陆续延揽了好几位精通文墨的秘书，都是写作俱佳的。外间传言“六君子”之一杨度，是他的秘书，其实杨不过是杜宅中一名清客，相貌枯瘦，杜氏不大喜欢他的；至于章士钊，也不是他的秘书，其地位近于谋臣策士一流。

　　此后出入杜家的人，越来越兴旺，我因医务稍有成就，比较少去。一天，因有一家第一流的药材铺叫做“童涵春堂药号”发生劳资纠纷，杜氏来电话，要我到他家去。我到了他的烟榻上，他给我两封信：一封是资方俞佐廷的信，一封是劳方职工的信。他只说这件事你去办一办，办到双方协议时，由我出面解决。

　　正在这时，突然有三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到杜氏烟榻边，三人年龄都很大，未曾开口先跪了下来。杜氏看见这般情形，为之骇然，连忙说：“起来起来。”这三个人原来是郑正秋、张石川、周剑云，那是当时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他一见郑正秋，竟高声叫：“四爷叔，啥事体?介紧张?有闲话尽管讲。”接着周剑云就说：“我们明星公司，千辛万苦花了最大的资本到北平去拍了一部《啼笑因缘》，谁知道顾无为不声不响地向法院递了一张十万元提供担保状，说是他拍《啼笑因缘》在先，要禁止我们的《啼笑因缘》，今天刚在南京大戏院上映，忽由执达吏到来加以扣押。这件事，只能请杜先生出来解决，否则我们公司要宣告破产了!”杜氏很轻松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一面拉着郑正秋说：“先吸两筒烟，平平气。”接着张石川说：“如果我们拿出二十万元，本来就可以提供担保放映的，可是要是对方也跟着再加倍，那么事情就永无了结啦!”杜氏明知顾无为是没钱的，就问张石川说：“背景是不是×人?”张石川频频点头。杜氏当即提起电话打给这人说：“郑洽记四小开亲自来磕头，侬阿好让一步路拨伊走走？”对方听到电话之后，也只说了三五句话，事情便解决了，由顾无为自动到法院取消控案，影片扣押的事也就撤销了。这件事情是我亲眼目睹的。

　　其实，这件事情在报纸上已闹了几个月，双方延请律师登报互相责难，闹得满城风雨，可是最后只经杜氏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据说顾无为后来拿到一笔钱，但是付了律师费、广告费之外，恰好一无所余。

事情解决之后，明星公司虽然挽回了破产的危机，实际上杜氏暗中贴了一笔钱，但绝不让郑正秋等三人知道，这是杜氏的一贯作风。事后，郑正秋预备好一笔礼，亲自到杜府拜谢，恰巧此日，我又在杜家。杜氏一看面色就料到他们的来意，先开口说：“你们阿是来送礼的?”三个人讷讷不敢出声，杜先生说：“倘然你们要送礼的话，以后明星公司任何事情，我再也不管了。”正秋知道杜氏脾气，默不出声，在烟榻上谈了半天上海时事；一方面对石川、剑云两人，伸出一个大拇指，屈了三屈，暗示拜杜氏为师。周剑云早已预备了三张门生帖，就在谈笑之间，三人突然向杜氏三鞠躬为礼，高呼“老夫子”，杜氏坚决不肯答应，说：“正秋四爷叔，年龄比我高，辈分比我大，哪里担当得起?”三个人又说：“如果杜先生不答应，我们决不离开。”杜氏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连说几个“好，好，好”，就算了却这一件轰动全上海的大新闻。

　　杜氏要我经手办理的童涵春堂药号的事件，我一经调查，资方俞佐廷是上海总商会会长，花了五十五万元，接盘童涵春国药号。店是老店，但是药铺中人，上下舞弊，积习成风，俞氏派了一个老年可靠的亲信宋辅臣担任总经理，到任之后，宋氏暗中调查职工舞弊的事。一天，有一位张姓的伙计，送出一料“膏滋药”，宋一查账上，并无这一笔交易，即刻通知保人，决意要开除这个职员，哪知道这个职员片刻间带了一个人来，这人自称是郁良心堂药号的职工，说这料药是郁良心堂煎制的，他因没有时间，所以托张君代送，根本与童涵春无关。此人的话刚说完，张姓职工即伸出巨灵之掌，重重地掴了宋辅臣四下耳光，宋氏当堂气得话都说不出一句。全体职工骚动起来，一致支持张姓职工，几十人立刻把宋辅臣抬出店外，放在街边地上，声称“如果你明天再来，全体要打你”。宋氏懊丧之余，只好哭诉于俞佐庭，于是俞佐庭就恳求杜氏，代为荐派经理，解决此事。

我和童涵春堂的旧人都很熟，我就说明我是代表杜先生来解决这件事的。起初劳方提出许多条件，都是不近人情的，最后要宋辅臣焚香点烛叩头道歉。我说：“这也是不公平的，要是杜先生出面派一个经理来，大刀阔斧，秉公彻查，你们大家未必个个都是清白的。至于张姓职工也一定会被开除的。”全体职工听我这话，当堂缓和下来，他们只要求全体去见一见杜先生，当着杜先生面前和宋辅臣握手言和，因为许多职工只闻杜先生之名，从未见过他一面，所以他们认为能与杜先生见一面，是无上光荣的事。我就答应他们的要求，然后把情况回复了杜氏，杜氏当场就打电话给俞佐廷，俞佐廷回说：“这样解决再好也没有了，我明天送上四桌酒席，借杜府大厅，宴请全体职工和宋辅臣，双方面就握手言和。”杜先生连说了几个“好，好，好”。次日晚上，童涵春全体职工，个个都理了发，换上新衣出席，还带了松石轩照相馆的一位摄影师，同来摄影留念。杜先生只从内室走到大厅，话都没说一句，大家已欢声雷动，请杜先生坐在正中拍一张照片。留影之后，杜氏即因另有酬酢，匆匆外出，这一晚大家尽欢而散。宋辅臣事后对我说，他那天受了四记耳光，当晚就想自杀，哪里想得到有这般的圆满解决。从此宋氏在该店任职了十二年。

　　上海的大小纠纷，都是类此方式，由杜氏出面，事情都化险为夷，得到和平解决。

慈禧太后--我们永远怀念您!
　　　　　　
　　　　　　明末清初，整个中国人口也就一亿多人，可到了慈禧时候全国人口已逾四亿多人，能让四亿人吃饭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事呀，康熙、乾隆行吗？
　　　　　　
　　　　　　谁说慈禧太后不懂经济，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艘轮船、军舰、第一座钢铁厂、第一所大学......不都是她老人家当政时建的吗?
　　　　　　
　　　　　　英国第一条铁路投入商业化运行用了40年，中国才用了5年，国外从开发到应用发电机用了近20年，中国两年不到就开始发电了，在她老人家的领导下，进行洋务运动，用20年走完了西方工业强国近200的路。现在我们还不都在吃老人家的老本吗？
　　　　　　
　　　　　　她老人家还重视国防建设，曾经说过“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结果果然就建成了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在她老人家的领导下，八旗军，绿营等广大指战员取得了中法战争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是我们伟大的慈禧太后让中国第一次有了现代工业，其生产产值是康熙时代的数亿倍。
　　　　　　
　　　　　　是敬爱的慈禧太后最早提出自力更生，最早支持农民运动[义和团]，最早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较量，最早实行抗日援朝。也是最早反对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化，事实证明她是如此的高瞻远瞩，让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她老人家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在那个???o的时代就高瞻远瞩地指出：西方那套不适于中国国情！以至于她的理论今天还在指导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那些对慈禧太后她老人家的一切不实之词，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李莲英、李鸿章、康有为、谭嗣同以及当时的国家主席光绪所犯的错强加在我们敬爱的慈禧太后的身上。就正如现在有些人将中国四九年后的民族所受的灾难归罪于我们伟大M##身上一样，虽然我们敬爱慈禧太后身边的大臣、太监统统都是历史的罪人，但我们敬爱的慈禧太后却是伟大的，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我们敬爱的慈禧太后就是东方的女马克思，是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面伟大旗帜，是我们左左永远无限敬仰的伟人！

 网友评论： 1   有意思，，应当补充一下，，太后老人家面对帝国主义的无礼要求无所畏惧，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全世界，编者纠正）宣战，，大大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民族精神，使大清国浩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和八国联军的战争打出了国威军威，虽然有一些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几十年的和平，维护了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太后老佛爷是大清国的伟大领袖，他老人家的思想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我们永远热爱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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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要愚民，就要采用一定的手段和策略。把愚民策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在89以前，属于使用“道德愚民法”；而89以后，则是以“无赖愚民法”来愚民。

何为“道德愚民法”，何又为“无赖愚民法”呢？

简言之：“道德愚民法”是指把自己描绘成一幅“圣人”的形象，借以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无赖愚民法”则是在“道德愚民法”失效的情况下给民众灌输“天下乌鸦一般黑”理论，从而以低姿态的“无赖愚民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在49年后到开放政策出台之前，中国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控制了一切宣传机器。在这种极“单纯”的政治环境下，怎么说怎么是。把自己塑造成了无比“伟光正”的救世主，以一个道德极为高尚的地位来愚弄百姓。当然，在那种环境之下，人民基本上被“愚”得丧失了理智，这种“道德愚民法”的后遗症至今还在50岁以上的人们中间发酵。

可经历过“文..革”以及宣布“开放”政策以后，从内部，文化革命史无前例的残酷把一批“愚民”砸醒了；从外部，世界的进步让中国人民知道其实自己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此时仍不改换高姿态的“道德愚民法”，却继续推行之，致使这种愚民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失败。这才有“六..四”事件。

以后，终于认识到：以前的高姿态的“道德愚民法”不灵了。因为所作所为和进步的世界的对比已经被老百姓看的一清二楚了，中国已经没有像以前一样可以肆无忌惮制造谎言的“单纯”的政治环境了。于是改采低姿态的“无赖愚民法”。这种愚民方法，笔者认为比之前的“道德愚民法”更没有“道德”可言。因为这种愚民法皆在给民众灌输一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论，让民众看不到希望，进而屈就于统治。

举例说明：经常灌输“中国的事情谁来管都一样”、“中国的人..权不好，美国也不咋样”等等歪理邪说。其实从一个侧面上看，说这话其实就是承认了自己的“不好”，不过别人也不好，所以你们还是让我来统治吧。这种谎言蒙蔽了中国整个的80后一代！！！

只要我们还有一点正常的思维，只要我们能再往下深想一步，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种种弊端，基本上全是“制度原因”所造成；而民主国家的弊端是“个别行为”而已,或“制度不完善”造成。但这种“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弊端，民主国家的制度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而中国的制度不具备这种自我修复改善的能力，因为根本就不想改原来的制度！

认清楚这点，就可以充分洞察骗术和诡计，做到给自己“免疫”，绝不上当。即使真如所说世界上没有好人了，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换另外一个坏人来统治我们，我们为什么非在你这个坏人这棵树上吊死？！！！因此，这种愚民宣传也不符合逻辑。

再谈被愚之民之心态。人之初，性本善，先入为主。最先教给他什么，可能就对这个人的人生观的塑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控制了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进行所谓“爱党教育”，把“党”、“国”、“民族”混为一谈。只要“反党”，就是“背叛民族、背叛祖国”。试想：一个人从小就受这种毒化教育，即使你不愿接受，时间长了，这种毒素还是会侵入到你的骨髓和灵魂中去。何况小朋友们天真浪漫，根本不会抵触这种教育和灌输。因此，毒化教育可以达到非常致命的效果。

那些从小就被“毒化”的孩子，等到他们长大了，多少有一点自己的思维和想法的时候，当遇到挑战自己被灌输的“价值观”的事物的时候。他们中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第一种：放弃已有的价值观，接受新的事物所带来的新的价值观。但这要经历很大的心理痛苦，因为你的价值观渗入了你的骨髓和灵魂。如果背叛这种已有的价值观，会有一种“自我颠覆”和“抽筋扒皮”一样的“痛”。好比一个人被告诉1 1不等于2一样。可以想象：某个人一辈子都认为1 1=2，可今天经过论证发现1 1有时真的不等于2，这对这个人来讲会是怎样的一种精神上的痛苦！！但其实你只要勇敢地接受经过自己独立思维并确认是正确的新事物，逐渐抛弃以往那错的旧事物，阵痛总是短暂的，届时你将感到自己是欲火重生一样的快乐。

第二种：就是逃避这种转型的阵痛。其实后来的“无赖愚民法”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愿意面对“伟光正”形象崩溃的一种“镇定剂”。GCD也知道，在今天再去说自己“伟光正”来自己都觉得是自欺欺人了。那些经过多年教育的人，“伟光正”形象已经渗入他们的骨髓和灵魂，如果去除掉的话，这些人会很痛苦，同时也威胁到了当局的“稳定”，因此才给了他们这些人一种精神上的鸦片——“无赖愚民法”。其实很多人，他的内心中神化形象已经破灭，但灌输给他的“价值观”中又有一种“免疫”成分在里面，因此他为了避免彻底抛弃给他带来的心理痛苦才上了“无赖愚民法”的当，努力地寻找别人也不好的“证据”，借以缓解自己内心的压力而已。

一.恶毒攻击毛主席，竭力反对毛泽东思想
      林彪同志说："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  "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是我们行动的准则. 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1．一九二八年，平江起义后，毛主席指示红五军,红四军合并，彭担任副军长，他十分不满，主席刚走，他就另立旗号，自封为军长.
2.  一九三二年八月，在江西宁都会议上，因其大反毛主席有"功"，被王明封为军委副主席.
3.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彭德怀大为不满，大骂毛主席瞎指挥，并勾结刘少奇,张闻天,黄克诚,杨尚昆大肆散布悲观情绪，企图动摇毛主席的领导.
4.  长征后期，毛主席要一军团（林彪同志任军团长）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合并，彭任总指挥，林彪同志任军团长，彭大为不满，军阀本性发作，造谣一军团欺压三军团.
5.  在太行山根据地，彭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   "己所不施，勿施于人"的谬论，公开反对当时毛主席刚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
6.  抗战时期因其在华北做尽坏事，主席调他回延安，进行整风，清算四十天，彭不满，直到庐山会议时还破口大骂"你们X我四十天娘，我X你二十天还不行."
7.  四五年六月七大时，彭胡说什么：毛泽东思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对的，百分之零点一是不对的."
8.  彭攻击毛泽东思想是“狭隘经验，山沟里的东西”，“没有系统化”。
9.  彭胡说什么：“毛主席的指示是不成熟的”，“不是句句都管用”。
10. 彭曾说：“毛主席著作是过去的东西，今天情况不同了，这些东西不完全适用。”
11. 彭放毒说：“毛主席著作只能做参考，不能做指导作战训练部队的指针。”
12. 五六年八大会上，彭提出“将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划掉”，并说“我是主张反对‘个人迷信’的”。
13. 五八年在南宁,成都会议上，攻击毛主席反对反“冒进”是为了建立个人威信，不注意集体威信。
14. 五九年上海会议期间，当主席讲到要亲自挂帅时，彭恶狠狠地攻击说：“过去还不是你挂帅！”
15. 彭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
16. 彭不准军事博物馆建造毛主席铜像，竟恶狠狠地说："现在建了干什么，将来还要搬掉." 
17. 彭连在军人誓词中"忠于毛主席"这一句都不让写.
18. 庐山会议上攻击毛主席"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了"  "一人说了算"“不民主”“相信浮夸，只喜欢好听的”。
20.庐山会议上还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犯了错误，叫嚷“大家脱裤子，毫不例外。”
21.攻击毛主席“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二.历史上忠实执行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
      最高指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2.彭在国民党军队何健部下干了十二年，刘型师的第一副团长，多次镇压农民革命运动。
23.一九三0年上半年为了扩大自己实力，使用军阀手段，武力吞并坚持井冈山斗争的袁文才、王佐地方部队，大大增加了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困难。
24.一九三0年七、九月曾坚决忠实地执行李立三机会主义路线，攻占长沙。
25.彭是流寇主义典型，一九二九年一月，一九二九年七月，一九三0年四月，三次私自带兵离开井冈山，甚至想打过长江去。
26.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反蒋，彭德怀等“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敢联合同盟军共同反蒋，致使蒋介石各个击破，先打败了十九路军，又反动了第五次围剿。
27.一九三五年彭又执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堡垒主义，宣扬“拒敌人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占领一寸土地”的谬论，消极防御。彭指挥的黑虎脑战斗是执行消极防御方针的典型。
28.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彭又坚持逃跑主义路线。
29.一九三五年八月，张国焘在长征路上带领红四方面军闹分裂，彭主张武力解决四方面军的前敌指挥部，由于主席制止和批判才制止了。
30.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又执行了李立三、王明等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要求“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31.彭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喜欢大军团作战。一九四0年八月背着毛主席伙同朱德擅自搞了个“百团大战”，战役进行了三个月二十五天，暴露了我军主力，使日寇攻打蒋介石的军队来进攻我军，保护了蒋介石，使我军和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当时蒋介石立即电报嘉奖：“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其交通为要。”彭则马上答应：“把胜利扩大到各条战线上去，扩大到抗战的各方面去”。“彭德怀在给刘少奇打去的电报中暴露了他发动“百团大战”的目的，“百团大战为的是打破当时日寇对重庆的压力”“假使敌人还要进攻，威胁到重庆……我们又要继续，百团大战撑起了蒋介石的腰。”
32.彭德怀在抗日战争中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指示，认贼作父，肉麻地吹捧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蒋介石是“领导抗战的英明领袖”，甚至说：“八路军……三年来坚决拥护蒋委员长的抗日国策，坚持了华北敌后抗战，建造了很多抗日根据地，维护了敌后方广大人民的心，使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插遍华北每一个角落。”
33.一九四二年五月，“百团大战”后，有次他明知敌人来合围，本来可以离开，但是他调了华北局机关非战斗人员达十万人与敌人拼，结果损失巨大，左权将军也牺牲了，而彭却不顾战士安危，派人到处去找他的老婆。
34.彭德怀忠实执行不超过四年的速胜思想。原因是历史上的战争还没有超过四年的。
35.在抗日战争中，彭一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每打一个县城，彭就到处找国民党人员来当县长，将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双手交给了国民党。借三.三制政策，行投靠敌人之实。敌人当了县长就反过来整我们。
36.打仗不是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是为了发财，私自决定打宝鸡（当时里面有敌人的大仓库），结果失败，自己差点大概内恶劣俘虏，后又将责任推到当时的四军军长王石太身上，大骂之。

37.抗战胜利后，彭提出：“今天中国的民主就是要求国内各阶级平等”“反对共产党一党治国，以党治国。”
38.保卫延安的历次战役都是按照毛主席的计划打的，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间，主席离开延安，他冒险到敌人心脏里去，结果损失很大。
39.在朝鲜战场上，一、二、三、四次战役都是按照主席计划打的，一直胜利。第五次彭抗拒主席指示，来了个孤军深入，结果造成了入朝作战后的最大失利。
40.在朝鲜彭德怀执行了大国沙文主义，他对金日成大声训斥，使中央很被动。他不仅骂了金日成，还骂周总理。由于他使中朝关系一度紧张，苏修乘机钻空子挑拨中朝关系。
41.毛主席命令炮击金门、马祖，这是对美帝、苏修最好回答。而彭对这一战役不满，托口视察，到西南去了。
                                                                                                                                                        

三.推行资产阶级建军路线，腐蚀瓦解中国人民解放军
     最高指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抢，而决不容许抢指挥党。”
42.否定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反对思想革命化，学苏修，搞一长制，要取消政委。在修改军队基本条令时，把有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党委集体领导的条款全部勾掉。
43.反对毛主席提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原则，叫嚷什么：“要防止不适当的强调政治工作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力的倾向。”，“军队的党委工作任务只能根据军队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任务去规定。”
44.宣传单纯军事观点说：“部队军事训练的优劣是决定我军今后战斗力高低的基本标准”
45.他在主持军委工作时，不是按主席的备战指示办事，搞军事主义军事路线，认为战争不会打起来，既不搞常备武器，又不搞尖端国防科学研究，提出“管你什么原子弹、氢弹，我有我的山药弹”的混蛋理论。
46.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反对全民皆兵，胡说，“形势变了，民兵制度过时了”“不要普遍民兵制”。
47.在军队中搞资产阶级一套，搞元帅服、评军衔，搞薪金制，物质刺激。举行军队舞会、酒会，企图使我军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队伍。 

四.疯狂地反对三面红旗                                                                                                                                                      
       最高指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
      林彪同志说：“革命的特点就是跃进，就是我们总路线讲的大跃进，不是慢慢的前进。”
48. 一九五三年疯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49.一九五五年积极支持刘少奇大砍合作社，疯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合作化的方针。
50.五九年做反动诗来攻击三面红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过？请为民鼓与胡。”
51.彭攻击大跃进“是违背客观规律”“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左倾冒险”“头脑发热”的表现，“不老实”“浮夸风”“抄假报告”“全国各地都有这种现象。”
52.污蔑大跃进是“有失有得”，“劳民伤财”，“失是主要的”。
53.攻击我们党在五八年大跃进期间的领导是“命令主义”“脱离群众”，把多年的群众路线置之脑后，“忘记了”，是“主观主义”。
54.污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要垮掉”。
55.彭攻击三面红旗带来的“严重问题是比例失调”，“每天有九千万人去炼铁”，“要采取积极措施”，“有的要下马一些。” 
      

五. 结党营私，里通外国，多次阴谋反动军事

最高指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56.遵义会议后，勾结刘少奇、杨尚昆等散布悲观情绪，企图动摇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57.一九五三年彭与高岗、饶漱石组成反党集团，极力主张“轮流坐庄”，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
58.解放后窃据了军委大权，利用控制的三个总部，私自和黄克诚、洪学智窝藏三十亿军费，阴谋发动政变。
59.一九五七年勾结赫秃、铁托、刘少奇大肆攻击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支持右派向党进攻。
60.一九五九年六月在苏联时说：“我回去要大干，这套军装不准备穿了。”
61.一九五九年六月下旬，彭与张密谈“去年九月的错误情况严重”，“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红军来”。
62.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彭与贺龙、张闻天同车往庐山开会时说：“只要我们一起来，大家一响应，苏联一出兵，就成功了。”
63.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发言向党进攻后，彭说：“你讲得比较完备。”
64.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彭多次出国与赫秃子有勾搭。当着赫面说：“二十大是个勇敢的大会”“开得很好”。
65.一九五X年X月赫秃来中国和彭私通要建立中苏联合舰队，还要在我国建立长波电台。
66.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在庐山会议上攻击三面红旗，赫秃七月十八日在波茨坦公开攻击我人民公社。在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赫宣称彭是“正确的，勇敢的”，是他的“最好朋友”。 

 六. 抗拒批评，大搞翻案活动
      最高指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67.在庐山会议上说：“我准备撤职”，脑袋“砍掉也可以，开除了党籍还可以劳动生产。”“我今年六十二了，杀头枪毙也不算短命。”
68.在刘少奇的鼓动下，抛出翻案信说：“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没有搞“派别活动”，说阴谋篡党是“莫须有的罪名”……
69.抗拒毛主席庐山会议上对他的批评，胡说“我写信动机是好的”，“有张飞之粗，没张飞之细。”“我认为毛主席讲话太过分了，我有保留”，“主席说我的‘信是招兵买马’‘有野心’‘伪君子’，我怎么能接受得了呢？”“罢我的官我同意，但有保留”，“无官身轻“。
70.彭完全否认中央军委决议，把与张、黄、周几个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活动说成是偶然谈天相遇，是“右倾思想相符合“，并疯狂叫嚣中央派人去调查军事俱乐部问题。说什么“根本没有那回事，到那里去承认”，“造这些假名单来损害人民解放军，这就无论如何也是不容许的。”
71.他公然否定毛主席给他做的结论，说什么“主席竟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高度原则。……因此将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甚至引起党内一段混乱。”“对这个决议案我就是不喜欢看”，“有野心，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野心，有话我要讲，憋不住。”

72.一九六0年在高级党校勾结杨献珍，散布反党言论，企图翻案。
73.经过了三年的周游列国，用金钱收买了一些基层干部，从而收集毛主席的材料，到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抛出洋洋八万余言的翻案书。
74.彭把阴谋篡军说成是“我主持军委，我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不是没举，是举得不够高。”并攻击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也是六一年以后才提出的，什么东西都在发展。”
75.他把学苏修一套造成的恶劣影响的责任推给别人，胡说什么自己也不愿穿（元帅服），……穿着象马戏团演员。”“资产阶级影响倒是有的，如军衔礼服，元帅，大家都有责，我也有一份，我是国防部长，我没有提倡。”

回顾历史，对照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被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消耗掉了,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常年累月创造的财富无辜地被一些人侵吞和浪费掉了。

一是行政成本。“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提案中公布的一组调研数据显示: 中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比美国还高出9.13 个百分点。不少党政机关用钱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还在继续攀升。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GDP增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将2003年行政管理费用同2000年相比，三年内增长1923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23%。同时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1999年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 亿元以上，三者相加总数高达9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现在的3万亿元计算，也已经接近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9000亿的财政黑洞,行政成本合理性很值得质疑。

在现实中，挥霍浪费、相互攀比现象相当普遍，用着国家即纳税人的钱，一点不犹豫，大方得很。如超标准配车，公车私用；文山会海、大吃大喝高消费、公款支付高档宾馆与娱乐场所费用；各种各样每天都在上演的形象工程、形式主义的闹剧。为了迎接一次会议的召开或庆典，迎接领导的视察，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各种非绩效行为如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扯皮推诿、腐败、劳民伤财的政绩偏好大量产生。执政主体执掌着公共资源，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摆花架子的形象工程，很容易构成公共运作中的“绩效黑洞”。还有各级领导拍脑袋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包括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巨资引进的设备或闲置或成为废品，我们都慷慨地说“交了学费”。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

机构人员一次又一次的膨胀。截至2003年，中国公务员人数为654万，事业单位编制人数为2903万,而如今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高达4500多万人，另外还有500多万人依靠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从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是39人／百万美元，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这表明我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较多。

人满为患不仅不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反而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许多地方依然是“吃饭财政”，更有少数贫困地区入不敷出，多年拖欠教师、职工工资。不少机关和事业单位，在人员超编、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权力”职能，通过收费、摊派、罚款等手段, 获取经济利益来维持自身的运转, 加重了群众负担。

总之, 在我国，行政成本过高是一个长期未能根治的痼疾。

二是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改革二十多年至今没有成功，但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而巨大的。相当多的国企领导玩起“庙穷方丈富”的把戏，大量的国有资产流进了大大小小的国企干部们的腰包，而千百万职工则流落街头做个小买卖，收入微薄，被驱来赶去。如果对国有资产流失进行一次全面而认真的核实统计，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会令国人瞠目结舌。仅是2004 年国资委对中央企业进行的清产核资中，181家企业申报处理各类资产损失就高达3177.8亿元，而且近年来财政部已经核准了近千亿元的国有资产损失。有 40家企业总资产损失超过10％，40家企业的总资产损失超过20％。国资委负责人指出，中央企业发生的损失，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内控机制缺失、监督管理不严有关。

央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称，近10年来，国家用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化解金融风险，保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从1998年至今，中国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大体上投入了3．24万亿元的成本。（《经济观察报》11月13日） 200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仅为2．63万亿元。3．24万亿元的金融稳定成本只是中国众多需要支付的成本中的一项。10年股市，7000万股民投资损失超过1．5万亿元，这是直接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支付改革成本，而且此种支付还在继续。以股改为例，业内人士计算，在已经实行股改的108家G股中，投资者损失已超过50亿元。若沪深股市1300多家公司全部股改，少说投资者也要损失500多亿元。种种损耗加起来绝不是一个小数目。13亿中国人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被各种损耗浪费所抵消。在这些巨额损耗中，有些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的改革成本。比如，国企改制对职工的安置。但更多的则是腐败、管理不善以及行政效率低下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例，其高达上万亿元的呆坏账，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的“高管”腐败导致。近年来，银行屡发大案要案，每次损失往往超过亿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贷款人与银行内外勾结，贷款致富，比比皆是，易如反掌。

巨额损耗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国家没有过多的财力用于改善人们福利的公共项目，从而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比如，2003 年高达37960亿元的国家实际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项目。这些年来，尽管许多人一再呼吁增加教育和医疗投入，但国家财政总是挤牙膏似地给一点点，不是不想给，而是实在没有多余的钱。钱都用到哪儿去了？给银行填窟窿去了，支援企业改制去了，被公款吃喝公车开支消耗了。这里有一组有趣的数据对比：一是政府行政成本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行政成本增长了87倍；二是大学学费从改革之初到2005年的20年间上涨了25倍。这两组数字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简单说来，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也即是说，正是政府管理费用的过快增长，行政成本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1/4乃至1/3，才导致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向教育，从而造成学费上涨。

三是腐败损失。按照国情专家胡鞍钢的估计，腐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到12570亿元之间，相当于GDP的13.2% 到16.8% ，腐败的增长速度的确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据经济学家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的资本化、货币化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土地时，有20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

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阶段，80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和旅游。大致估计起来，20年内我国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在批发零售环节有10% 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2 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外贸总额18万亿元人民币，也有2 万元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大约有5 万亿财富转移。

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700 亿元人民币；5 年3500亿元。有10% 大约350 亿元的财富转移。

第四个阶段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到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动辄数亿数十亿元，非商品层次可比，甚至发展到地方以司法权利保护本地债权人。大量的借款不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权力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必然产物，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10万亿元人民币。其他种种以权谋私，如执法部门乱罚款乱收费、领导圈子里亲戚、秘书、司机损公肥私等则无法统计在内。

总之，在中国改革转型期20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30万亿元人民币。这些，还没有把大量的挥霍浪费、失职渎职造成的巨额损失算进去。据内部权威部门几年前的调查，全国200万县、团、处级或以上中、高级现职、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拥有全民70%以上的财富；在全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万亿元，其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5000亿元；在50000名持有2000万元以上的股票证券人士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300多名，近十分之一。

第五个阶段，是权力资本的国际化，即加入WTO 以后。

这里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戚火贵，早已伏法的海南巨贪，风云一时的东方市原市委书记，受贿 187.6万，还和妻子符荣英共同拥有不明财产1100多万，这些非法财产居然相当于当时东方市全市一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成克杰张一张嘴，就弄了几千万；王保森贪污、挥霍公款达数亿元！深圳市沙头角镇原镇委书记张嗣胜不无把握地说：“一年不弄个三五十万就白混了！”，真是小巫见大巫！

近年来,贪官污吏捞足了钱开始往国外转移,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从1996年下半年至2000 年的四年半，资金、资产外流达到9000亿至12000亿元人民币，其中65-70%是流入到驻境外中资高层、在境外和国外干部家属及国内干部家属在境外、国外的帐户中。在香港、澳门特区的13000多名内地党政军离退休中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在当地拥有资产值达6000亿港元以上，其中90%或以上的资产来源是非合法或在合法正常交易中非法占有的。

隐性经济问题专家黄苇町透露：中国大陆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钱至少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其中黑社会性质的有700亿元人民币，腐败分子外逃的达300亿元，另外1000亿虽属洗钱性质，但不全是黑钱。经济专家樊纲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尽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因为资金通过香港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易如反掌。“中国有个海南岛，六个厅长往外跑；三个市长坐大牢，两个处长卖情报”,说的都是近年的事情。赖昌星已不必说, 中国第三富豪仰融挟款10亿大逃亡,原温州市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就在美国购买了多处房产坐收房租。中国两年间到澳门赌场豪赌的就有数十名高级别官员或国企领导，他们所输钱额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一伙就是这样。贪官的海外圈子正在成形、成疮, 许多有钱的中国人，在海外不仅有豪华别墅，开车也很讲派头：奔驰、宝马、林肯。看看那些漂亮的豪宅，有的价值百万、数百万美元，许多人一次性出手，现金交易，使那些只能靠30年贷款，甚至要付出一辈子心血的美国邻居都看傻了眼。以至于国家不得不开展追逃、禁赌、收缴护照、控制领导干部出国的非常措施。

四是不合理的制度环境。目前中国的税收繁多而且严重不公。近年来, 国家税收年年上新台阶, 2万亿到3万亿只不过二年时间, 可喜可忧? 而且减税的步子总是没有增税的步子大而快。国家拿得多了,民众自然就得到的少了。挣不了几个钱的小商小贩负担着说不清的这税那费,而真正挣了大钱的又总是偷漏税,比如富得流油的这款、那星、房地产商们缴了多少税?

不知是哪一个要求进步的经济学家率先提出“改革就是减负”，接着就被一些主事者在指驴为马之中，“减负”被扩大化地利用了。教改，老百姓掏钱；医改，老百姓掏钱；房改，老百姓掏钱。教育、医疗、住房，这在上世纪中叶，被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里所规定的人的基本权利，居然都被宣布为要国民自己解决。在中国特色的社会里，产生了新的三座大山，牢牢地压在中国老百姓的头上，吞噬着老百姓的财富。结果老百姓是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日子过得挺难！而一些应该市场化的行业却始终保持着垄断地位，侵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

买官卖官现象屡禁不止。干部是上面提拔的，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公款消费或搜刮民脂民膏。一个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弄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现在只要办事，就得花钱，请客送礼，这样一来就构成了一个腐败链—食物链，老百姓办事要给基层干部送，基层干部办事要给中层干部送，中层干部要升迁提拔必须给上层送，而且送少了或送错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于是，财富一步步、一层层往上集中。这就是“官本位”“有权就有一切”的生动体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演的悲剧、喜剧、闹剧。那些贪官污吏们整天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给二奶、情妇的钱出手就是几十万、几百万，别墅、轿车随意送，钱从哪里来？

建国后,我国长期实行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由此形成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达几千亿元。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据《财经时报》2004年报道，有关专家测算，中国过去10年间转让土地达1亿亩，但市场土地出让金与政府给农民补偿之差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这些钱到底到哪里去了？这正是农民的利益被剥夺的症结所在！

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公共权力被滥用。执法人员把摆摊小贩的货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贩的三轮板车扔上卡车拉走；城市建设、街道道路是拆了建,建了又拆毁,豆腐渣工程、腐败工程比比皆是；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垄断行业——水利、电力、邮电的部门利益在损害着民众利益。国有资产被腐败分子蛀蚀得千疮百孔，私人合法所得的财产缺乏保护，社会不公在加剧。

以上归纳尽管不够全面，但可以明白个大概：是什么使我们勤劳而不富有、而不幸福了！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人民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能换来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的机制改善，减少腐败发生的几率，也还好。怕就怕成本支付了，现状并没得到改善，从一些已经改制的企业、银行和行政部门来看，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如果我们依然为改革支付高昂成本，如果国企改革、银行治理以及行政体制，依然沿袭旧路不能脱胎换骨，那么，中国人民还将继续要为无效、贪渎的损耗埋单，勤劳而不富裕!

　　我发现很多事情开始说不清了。

　　比如在指责台湾去中国化方面总是不那么理直气壮，

　　试想是谁先去中国化要推行简化汉字，

　　以及曾准备发展为拼音文字的？

　　在指责部分90后的孩子对汉字胡乱拼凑，

　　使用所谓“火星文”的时候，

　　我惊异的发现很多台湾人根本把大陆简化字称作火星文。

　　对此我也想不起来火星文和简化字之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除了官方认可和强制推行。

　　在和一个广东网友争论粤语不能用通行汉字书写，

　　只能用缤纷缭绕的杜撰字，

　　因此不能成为国语时，

　　他回敬道：你现在用的字不是杜撰的吗？

　　我无语。

　　还有以前常有人嘲笑日本人智商不够，

　　学汉字只学会一些支离破碎的偏旁部首（假名），

　　可是现在我们还能这么说吗？

　　不明白为什么某些人一时脑热就有权代表中国，代表民族，代表历史，

　　为什么把我们顶着中国的名号，

　　却像越南，朝鲜，韩国，日本，台湾一样去中国化？

　　有人能在封帖之前给我个满意的答复吗？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

     1949年以来我们开展的各种各样的运动几乎连续不断。从镇压前朝遗老遗少，到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从我们打击试图翻天者或批评者到我们内部惨烈的内斗，从政治运作到经济经济建设，从教育到城市管理，我们开展的运动涵盖社会的各个领域无一幸免。

一、运动规模。

大的运动常常套着小的运动。最典型的是文革，文革是有一系列运动组成的。它包括文艺批判运动（《海瑞罢官》的批判等）、红卫兵运动、夺权运动、斗批改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批陈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批水浒等若干个衍生运动组成。1957年的反右运动实际上还包括1959年的整风补课。

二、运动种类。

1、根据运动性质可分为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

如，肃反、反右、文革、清理三种人、思想解放、农村的分地运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后的说清楚，以及各种各样的学习运动等均属政治运动。大跃进、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大兴土木建水电站、国土开发运动等均属经济运动。

2、根据波及范围可分为全国性运动和某一地区或领域的运动。

大多数名目繁多的运动是博及全国的，而有的地区、有的部门还有一些局部的运动。例如，某地区搞了一个“**”破案大奖赛，平安**运动，严打本来是1983年为解脱治安恶化的困局采取的一项严厉的打击犯罪措施，令人困惑不解的后来竟把它作为治安管理的经常性措施。

3、从运动的名义可分为显性运动和隐性运动。

大多数运动都是有名分的，媒体都会积极配合，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这类运动称之为显性运动。

还有一类运动是没有具体的名分却在那里进行着。这类运动称之为隐性运动。例如，上个世纪几十年代的减员增效运动和由此而开始的买断工龄运动，以国土开发名义开展的圈地运动和由此而开始的拆迁运动、大型土木工程运动。这类运动虽然甚少见于媒体但却在那里以强劲的势头进行着。

三、运动的时间跨度及相互关系。

较大的运动自身持续的时间较长。持续一年以上的可称之为大运动。最大的运动不是长达十年的文革而是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运动，已经持续了29年至今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持续一年以下的可称之为小运动。还有一些运动是间断进行的，如严打。

虽然运动的名义不同但各次运动相互之间存在着联系。但从1949年以来时代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1976年是以内部政治斗争为主的运动；1978年至今是以强化社会管理力度为主的运动。

四、运动原因浅议。

使用运动管理国家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快速简单有效。其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背离宪政和法律，政治伤害太严重伤害人太多，经济不能健康发展，等等，后患无穷。运动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百害而无一利，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明白。然而，我们为什么要不停的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呢？我们为什么却乐此不疲呢？为什么还要坚持“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只能用深化改革来解决”这种立场和观点呢？对此，已有许多答案，有一个答案好像一下子切中实质——“体制问题”， 但是经不起严密的逻辑检验。（因为，发达国家也有运动，运动的频繁程度超乎想象。从生活琐事鸡毛蒜皮到党派政治分野都有可能形成运动。例如最近比利时大选，因为一位成为公众人物的姑娘不会荷兰语引起荷兰语社区公民的不满造成党派争锋致使比利时长达半年多得时间内选不出中央政府。有些运动持续时间相当长至今没有结束的迹象。例如，社会慈善活动、环保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罢工运动。有些运动也伤害人，例如，美国在五十年代麦卡西主义的兴风作浪，但是这类运动不会反复出现。它们的运动很少由国家发起主要是由民间发动，且都有公开的具体的目标或政治的经济的诉求。目标实现此次运动即告结束。目标实现不了大多也会以妥协告终或暂告一段落，例如马丁发起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和反战运动。但是这样的运动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是拉车的马公民和党派是驾车的马夫。在众多的鞭子抽打下，这匹马只好选择不翻车的地方行走。也许不是最平坦的大道但绝不是悬崖峭壁。）

19世纪，沙皇俄国著名的民粹主义者图洽耶夫写的《革命者教义问答》似乎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其中的缘由。该书在那个时代是十分有名的，是沙皇俄国革命者的圣经，是俄国革命的理论灵魂。当时的伊利奇.屋里扬若夫准备在颠覆沙皇政权后印刷二百万册，他的目标实现后却取消了却禁止印刷这本书。他的继承者杀人狂约瑟夫是在青少年时期读着这本书加入他的队伍的并成为武装抢劫队的队长。该书的原话记不得了，其基本主张是：革命者是要灭亡的，为了生存就必须开展各种运动；革命没有具体的目的，运动就是一切；为了运动不惜借助或制造瘟疫、灾害、谎言，甚至和魔鬼结盟；......。

该书作者这种变态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主张显然是它看到了运动对个人的好处：

通过各种运动达到在政治上反复洗牌目的，以求保持对自己最有利的牌局。一旦感觉到稍有不利，立刻重新洗牌。所以，作者和它的继承者们就成了运动癖。为此，国家的安危、社会的进步、人民所有的权力、人民的幸福包括一些同类的生命必须全部抛弃；为了颠覆合法政府宁可和敌国勾结；为了保持对自己有利的牌局，必须把人民抛入黑暗的地狱；为了自己的存在必须不断地、持久地开展各种各样的运动；对所犯下的错误或谎言再用另一个错误或谎言来解决，从而保持开展运动的永久动力。

与此同时作者也看到了发起运动根本条件：敌人。为了不断地发起运动就必须不断地制造敌人。它们在自己的内部不断的制造敌人，甚至在外部对它们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制造内部敌人相互残杀。在外部不断地制造敌人以确保运动存在的外部条件和理由。

作者也发现了制造敌人的有效办法：谎言、欺诈和诡辩。由于谎言和欺诈是反逻辑的、反社会的反人道的，于是它们先绘制一幅蓝图——子乌虚有的世界终极乐土，谎称它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要把全人类超度到这片终极乐土。凡是反对这样做的人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凡是指出其荒唐的人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图洽耶夫这个诞生在沙俄时代的人早已死去，但是他留下的这本书却还在。正如列宁所说：旧社会的死亡不会像死人一样装进棺材埋掉，它还在我们中间腐烂，散发着臭气。(转帖)